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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离不开 也舍不得“敦煌是我的宿命”

发表时间:2019-11-01 18:59:15  浏览次数: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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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12日,范进士向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阿根图先生和玛莎女士介绍了敦煌研究所的学术成果。受访者提供了照片。

10月12日,国家文物局在国家博物馆剧院举办了“莫高精神”讲座。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金范就他的诗《永远在路上——文艺工作者的第一颗心和坚持》发表了专题报告。北京新闻记者蒲丰拍摄

2009年8月,范进士指导莫高窟第85窟敦煌壁画数字化。受访者提供了照片。

范进士说:“我没有很多报道说的那么糟糕。”。“我被国家分配到敦煌。我没离开过几次。”

10月12日,在国家文物局组织的“莫高灵”讲座上,“敦煌之女”在600多名听众面前主动打破“光环”。

范进士连续两年获得国家荣誉。去年,她被评为100名“改革先锋”之一。在今年国庆前夕,她成为42名国家奖章和荣誉称号获得者之一,也是唯一的“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

从大学毕业后,范进士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欣赏她喜爱的敦煌壁画和彩色雕塑。然而,她也承认她最初害怕敦煌恶劣的生活条件。

由于家庭长期分离,几次试图离开敦煌的行动都没有发生。接近退休年龄时,他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任期17年,直到他70多岁。今天,敦煌还有许多事情等着她去做。

她叹了口气,“敦煌是我的命运。”

新京报记者倪伟

“敦煌的女儿”感到不安

当她获得国家荣誉称号时,最令她感动的是42位荣誉人物中有一位与文物有关。

范进士连续获得两次国家荣誉后,没有留下证书。他把它递给敦煌研究院院长,并向他的同事鞠躬:“这是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所以我要感谢你们所有人。”她似乎只代表每个人获得了荣誉。

范进士又瘦又瘦。81岁时,她慢慢走到舞台中央,在600多人的注视下微微鞠躬。出席会议的有国家各部委的代表以及故宫、国家博物馆等文化艺术机构的同事。她的两位后来的敦煌研究院院长也出席了会议。

范进士不常经历这样的场合。她在生活中保持低调,很少接受采访。1984年使她闻名全国的报告文学《敦煌的女儿》也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出版的。出版后,她保护敦煌的事迹和多年与家人分离的经历为全国所知。“敦煌的女儿”这个好名字让我感到不安和压力。"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柱称她为文化领域和文物战线的杰出代表。以常书鸿、段文杰、范进士为代表的几代文物工作者以实际行动塑造了“莫高风”。

敦煌石窟的保护始于1944年国家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立。画家常书鸿担任第一任导演。莫高窟400年的历史结束了,没有人管理,允许破坏和盗窃。20世纪80年代初,段文杰接任第二任所长,也是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任所长。范进士是敦煌保护的第三任负责人。他于1998年就职,2014年退休。

范进士认为,当她获得国家荣誉称号时,最令她感动的是42位荣誉人物之一与文物有关。“我们的文物产业保护了几十万年的石器时代文物,保护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遗产,保护了现代文化遗产。这是少数文物保护者的作品。”她说。

就像沙漠中的敦煌一样,许多中国文化遗产分布在山谷、农村、荒山和人迹罕至的地方,大量文物保护者坚守这些地方。"他们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这两项荣誉属于他们。"范进士说。

《幻想在现实中醒来》

敦煌研究院四周荒凉,环境封闭,物质匮乏。导演常书鸿的住所也是一个简陋的土屋。

范进士第一次进入敦煌是在1962年,那是她大学的最后一年,她被送到敦煌进行毕业实习。带领这个团队的老师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白先生。

24岁的范进士兴奋地去敦煌实习。高中时,她向往敦煌,特别关注所有相关的展览和出版物。“敦煌是我年轻时的梦想”。

大多数实习经历都很棒。第一周,敦煌专家带领北京大学的师生们爬上了积沙覆盖的悬崖。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俯视洞穴,看到了从北梁、北魏到隋唐、从伏羲、女娲到勒克司和天妃的景观人物。

“我再怎么说也不为那些色彩斑斓、辉煌壮丽的壁画和色彩斑斓的雕塑所震惊、不知所措和陶醉。”近60年后的今天,她第一次见到敦煌时的震惊仍然清晰地印在她的脑海中。

石窟外面有一个不同的世界。

敦煌研究院被荒凉、孤立的环境和缺乏材料所包围。"我想买瓜子吃,但是我看不到任何瓜壳."就连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也住在简陋的土屋里,房子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土做的。来自南方的范进士感到不舒服,跟不上营养。他每天晚上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去山洞时腿和脚都很虚弱。在为期三个月的实习结束之前,她早早离开了。

敦煌的生活条件给她一种“幻想在现实中醒来”的直觉。虽然她对敦煌艺术很着迷,但她被敦煌的艰苦生活吓住了,“不知道去敦煌”。

然而,命运捉弄了人们。第二年毕业前夕,她被分配到敦煌。

她在1962年的实习对敦煌来说也是重要的一年。周恩来总理指示拨款,并在莫高窟南区启动了危险的悬崖加固工程。为了配合这项工程,有必要挖掘和清理石窟前的考古遗迹。导演常书鸿意识到,随便挖掘任何东西都是绝对不可能的,需要专业考古学家介入。

他问正在敦煌实习的苏白,北京大学是否可以推荐实习学生毕业后去敦煌工作。第二年,苏白把范进士和马世昌推荐给常书鸿,并正式分配到敦煌。

马世昌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时大哭起来。范进士的父亲给学校领导和系领导写了一封信,并委托给他的女儿。在信中,他告诉她“我的小女孩从小就体弱多病”,并希望重新考虑。

最后,范进士也没有发这封信。受到当时“向雷锋学习”思想的启发和苏冰淇、苏白老师的鼓励,她也坚信,无论国家需要去哪里,她都会去。

敦煌人民的共同命运

早晚与莫高窟相处让她觉得自己像敦煌一棵大树上的树枝。离开敦煌就像切断精神的一根。

艰难的生活是可以忍受的。她晚年经历的最大痛苦也是敦煌人民的共同命运:骨肉分离。

1967年与丈夫彭张金结婚后,两人在敦煌和武汉分居19年。他们的孩子去了武汉、敦煌、河北、上海等地,少聚多散。为了家庭团聚,范进士多次试图离开敦煌,但最终没有成功。

在《范进士的自我报告:我的心回到敦煌》中,她多次陈述了她独自在敦煌时的孤独感。“看来我在天地之间是孤独的。哭过之后,我放开了。我没什么可带走的。”

除了外部原因,也是因为她的心越来越无法放开敦煌。很长一段时间后,我了解了敦煌,并越来越深地依恋它。"我会问自己,你不就这样走开,什么也不为敦煌做吗?"她说。

一年,她在武汉与家人团聚,并决定离开敦煌。但半夜失眠,起床翻一本书,不知不觉拿起一本书或敦煌石窟研究。从早到晚与莫高窟相处让她觉得自己就像敦煌一棵大树上的树枝。离开敦煌就像切断精神的一根。

直到1986年,武汉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创始人彭张金才放弃了他的教职,转到敦煌研究院,在那里他的家人终于团聚了。范进士回忆两年前去世的彭张金说:“老彭是一个用灯笼找不到的情人。”

50多岁的彭张金从零开始在敦煌进行田野考古,并主持了莫高窟北部200多个洞穴的发掘工作。他收集了大量重要的发现,如佛教石窟、叙利亚文献《圣经》选集、波斯银币等。

60岁以后,彭张金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部石窟的考古报告,这被认为开辟了敦煌研究的新领域。他们的共同导师苏白看了报告后,开玩笑地对范进士说:“彭张金很好,你很忙。”

考古报告推迟了50年

当苏白被派往敦煌时,她提议出版一份莫高窟的考古报告。她已经将近半个世纪没交答卷了。

苏白说她“很忙”,这意味着她自己的考古报告从未被制作出来。

当她被分配到敦煌研究院时,苏白对她提出了一个期望:写一份莫高窟的考古报告。将近半个世纪后,她才递交了答案。

范进士承认苏白先生对她的生活影响很大。他30多岁时创作的《白沙宋墓》是中国田野考古纪录片的基础作品,也是考古报道的典范。本报告不仅将墓葬形式和出土文物记录纳入传统考古报告,而且从墓葬中走出来,讨论了重要的历史现象和相关问题,给考古报告带来了新的氛围。

1962年,苏白应邀在敦煌研究院做“敦煌七讲”学术报告。他提出,要从事窑洞考古研究,首先必须做两项基础研究:分期考古和考古报告,否则窑洞考古就无法深化。

然而,考古报告已经很久没有写了,范进士对王先生感到内疚。

“‘文化大革命’来的时候,一切都放下了,什么也没有取得。后来,他被任命为研究所副所长。他忙于日常事务,没有时间和精力做生意。“不过,范进士说,这些只是客观原因。核心问题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并不真正想知道该如何做报告,报告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范进士莫高窟理想的考古报告不仅能让考古学家点头,还能让艺术家满意。它不仅科学,而且美观。“很多事情都是一步之遥。如果你不能迈出这一步,你就无法到达那里。”

直到2011年,莫高窟第266 ~ 275窟的考古报告才完成。近半个世纪后,莫高窟考古报告的第一卷终于出版了。根据该计划,总共将编写100卷此类报告,项目规模巨大。

北京大学考古系的训练和熏陶使范进士一生恪守“严格诚信”。“除非你能,否则你不能做这件事,而且你不能欺骗别人。”后来,当她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北京大学的精神也不时影响她的选择和风格。

曾经有一位年轻的医生在毕业前参加了优秀论文的评审,并请范进士对其进行评价。看完报纸后,她直言不讳地说,内容上仍有一些问题,写作不够好。这样一篇博士论文也可以被评价,实际上伤害了他。“北京大学的学术精神让我一辈子都不会说谎。为此,我犯下了许多罪行。”

李拒绝将莫高窟成捆列出。

范进士最关心的一直是敦煌文物的安全。"如果出了什么差错,我,监护人,将成为罪人."

范进士又小又瘦,当他第一次进入敦煌时,他是一个“小个子”。这个“小家伙”后来在敦煌面临紧要关头时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

她回忆说,世纪之交,有关部门提议将莫高窟和旅游公司合并上市。她坚决拒绝并向国家文物局报告。当时,导演张文斌也谴责这是“摧毁长城”。

“发展市场经济是真的,但并非一切都可以交易。那时,刮起了风。可以说,在我下台之前,我总是会遇到这个问题。”她说。

解决办法是促进法律法规的制定。在敦煌研究院同事的努力下,制定了特殊的保护条例和计划。这些规定和计划为敦煌提供了一把强有力的保护伞,抵御“不合理的要求和压力”。

洞穴的保护总是与旅游业的开放相矛盾。无论何时发生冲突,范进士都不会为了文物的健康而让步。“旅游部门对我有看法:老年妇女知道如何保护她们。我认为我们必须正视矛盾,坚持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发展旅游业。”

自1979年正式对外开放以来,莫高窟的游客数量逐年增加。2001年乘客超过30万,2014年高达80万,预计2019年将首次超过200万。大量游客进入洞穴参观,会使洞穴内的温度和湿度剧烈波动,相对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会增加,这对洞穴的长期保存和游客的健康非常不利。

从2002年开始,在范进士的推动下,敦煌研究院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共同发起了“莫高窟游客承载能力研究”项目,该项目计算了开放石窟面积不小于13平方米、石窟湿度不超过62%、二氧化碳含量不超过15000ppm(ppm为ppm浓度)以及每批进入石窟的游客不超过25人等一系列指标,同时考虑到壁画健康和游客舒适度。

“如果我没有提前预测并在21世纪初制定计划,我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样子。”范进士最关心的一直是敦煌文物的安全。"如果出了什么差错,我,监护人,将成为罪人."

敦煌将永远留给后代。

“消失”是不可阻挡的。然而,不能让它消亡。自然资源保护者应该做的是找到方法来延缓它的衰老,尽可能延长它的寿命。

即使有这样的努力来保护敦煌,敦煌的命运仍然令人担忧:由粘土、饲料、木材和颜料制成的壁画和彩色雕塑总有一天会消亡。

范进士深知敦煌壁画和彩塑会慢慢老化,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消失”是不可阻挡的。然而,不能让它消亡。自然资源保护者应该做的是找到方法来延缓它的衰老,尽可能延长它的寿命。

很久以前,范进士就担心敦煌壁画和彩色雕塑的辉煌会永远留给子孙后代。她考虑过照片、磁带和其他方式,但最终会变暗和退磁。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当她出差到北京时,她的朋友带她去看那台新的小玩意电脑,并说储存在电脑里的信息永远不会改变。这句话点亮了她。

“就像现在年轻人说的一句话,我立刻有了一个“大脑开放”的想法,并立即想到了数字档案馆。”当她回来时,她立即向甘肃省科委汇报,科委也同意这个想法。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敦煌与国内外合作,形成了一套先进的数字采集和图像拼接技术。

例如,莫高窟第61窟的“五台山图”长13.6米,高3.8米,总面积超过40平方米。一张照片无法完全拍摄。它由数字技术拼接而成,最终的效果可以放大到高清部分。

敦煌数字馆藏已有20年历史,完成了200多个洞穴的数字馆藏。在该网站上,可以免费观看30多个洞穴的高清图像。敦煌文化通过电脑和手机等各种屏幕传播到世界各地。

“一些孩子看见我,对我说,奶奶,我知道敦煌。当被问及在哪里知道这件事时,他说他在手机上看到了。她微笑着回忆道。

资料来源:范进士自述:我的心乡是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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